【第434期】胡春艷：消除基層政府風險治理的“擊鼓傳花”問題
風險治理壓力在基層政府的過度累積，是基層政府采取“擊鼓傳花”等策略行為的主要動因。因此，有效應對和消除基層政府風險治理的“擊鼓傳花”問題，完善基層政府風險治理的壓力釋放機制構成必要舉措。
著重建設壓力回流反饋制度?！皳艄膫骰ā钡囊粋€重要特征在于，任務壓力傳導是單向不可逆的。也即，上級政府或職能部門以任務或指標下壓的風險治理壓力，只能從高層級向基層政府傳遞。基層政府無法就壓力問題向上級政府進行有效的反饋，更無法促使不合理的壓力回流，進而導致基層風險治理壓力超載，出現“擊鼓傳花”現象。因此，上級政府或部門必須構建相應的壓力反饋與回流制度，為基層政府提供一個合適的釋壓途徑，避免基層政府壓力超載而出現策略性逼責行為。
上級政府應減少形式加壓行為。面對風險問題，上級政府應當充分借助信息技術做出科學決策。甚至需要依據基層政府治理能力與資源狀況做出符合其能力與資源狀況的科學部署，而非單純以強制性的任務清單、考核指標或監(jiān)督檢查等形式化行為來向基層政府施壓。尤其在績效考核上，上級政府必然需要結合基層政府實際狀況制定科學合理得當的考核指標，堅持區(qū)分實質性指標與形式化指標，多下達合理的實質性考核任務，而非持續(xù)細化形式上的指標。
表面的指標數量增加與細化，并不能有效提高風險治理績效，唯有從實際出發(fā)，因地制宜地確定考核指標，上級釋放的任務壓力才具備激勵基層創(chuàng)新治理的動力，反之則容易催生“擊鼓傳花”的避責行為。
閆遠鳳：中國實現城鄉(xiāng)融合發(fā)展的三個顯著優(yōu)勢
第一，中國已經解決了土地私有制問題，這是鄉(xiāng)村振興最重要的制度前提，即從根本上消除了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存在的工業(yè)剝奪農業(yè)、城市剝奪鄉(xiāng)村的頑疾，為城鄉(xiāng)之間和諧有序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根據馬克思主義對城鄉(xiāng)關系演變的三個歷史時期的判斷，即城鄉(xiāng)一體、城鄉(xiāng)對立和城鄉(xiāng)融合，解決了土地私有制問題的中國，能夠最大限度縮短城鄉(xiāng)對立的時間，更快地進入城鄉(xiāng)融合的發(fā)展時期。
第二，我國長期堅持農業(yè)農村優(yōu)先發(fā)展戰(zhàn)略，為現階段消滅城鄉(xiāng)對立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前提。經過數十年的發(fā)展，我國已經打贏了脫貧攻堅戰(zhàn)、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僅構建起實施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的制度和政策保障，也初步構建了城鄉(xiāng)均等的公共服務和競爭環(huán)境，農業(yè)科技和人才培養(yǎng)取得長足進步。隨著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的持續(xù)推動，城鄉(xiāng)融合發(fā)展的大格局將徹底形成。
第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是我國通過鄉(xiāng)村振興解決城鄉(xiāng)對立的根本保證。黨的領導是我國國家治理的根本優(yōu)勢所在，鄉(xiāng)村振興聚焦產業(yè)興旺、生態(tài)宜居、治理有效、鄉(xiāng)風文明、生活富裕，是黨始終遵循“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工作路線的生動體現。只有強大的無產階級政黨領導，才能以“共同富裕”為目標引領高質量鄉(xiāng)村振興的最終實現。
原文鏈接：馬克思主義城鄉(xiāng)融合發(fā)展思想的當代價值
劉建平：警惕大數據時代文藝批評的“非人化”傾向
當前，大數據時代文藝批評仍面臨“去政治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等亂象，以數據分析代替批評者對作品的感知、體驗和共情，閹割了人應有的價值體認、批判和反思能力，“鈍化”人的感官敏銳性和審美鑒賞力。“數據中心論”很容易使文藝批評蛻變?yōu)椤懊浇榕u”“流量批評”。“流行就是美”——這種對價值維度的漠視，極易走向娛樂、怪異和媚俗。大數據為文藝批評提供必要的參考數據、指標，但大數據并不等于“全數據”，更不等于“真數據”；大數據提供了“客觀詮釋”的依據，又會造成文本的“價值遮蔽”。因此，大數據文藝批評有待“祛魅”。
首先，人是文藝批評的主體和邏輯起點，文藝作品最吸引人的東西就是融知覺、情感、想象為一體的藝術表現力、感染力和創(chuàng)造力。文藝批評的審美性、人文性特質，決定了它不可能等同于以數據實證為基礎的科學研究。由個案樣本到全本研究的變革固然帶來了洞悉藝術全貌的可能性，但也削弱或消解了人在批評中的主體地位，忽視了社會性、歷史性，文藝批評很可能誤入“無人化”乃至“非人化”的歧途。
其次，大數據是對文藝批評方法的豐富和補充，但不是最終價值的裁決者?！把矍蚓褪莾r值”“流量就是指標”的純技術分析只會讓文藝批評變成市場的奴隸，它不僅不能對文藝創(chuàng)作、欣賞起到應有的指導和引領作用，還容易給大眾的價值觀念、審美趣味帶來不良影響，由此造成文藝批評公共性的缺失。
另外，從數據和審美的關系來看，“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并不能機械地移植到文藝審美活動中。文藝批評的目的是在感覺經驗和精神上重塑一種新的認識、體驗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健康的審美趣味絕不是以人數多寡為標準，而是體現為心靈的開放性、情感的豐富性。數據上的“多數”并不意味著審美的“正確”，大數據不能成為文藝批評的準繩。
林小芳：堅持政治性與學術性相統(tǒng)一，做好馬克思主義理論期刊內容建設
相較于其他學術期刊，馬克思主義理論期刊具有鮮明的政治性。馬克思主義理論期刊應清晰自身定位，一方面，堅持政治性與學術性相統(tǒng)一。既不能一味強調學術性，忽視政治大環(huán)境；也不能過分追求政治性，以政治宣傳代替學術研究，不注重學術論證和學理闡釋。馬克思主義理論期刊既要講學術，也要講政治。政治話語需要學理的支撐和審視，善于用學術話語闡釋政治話語。另一方面，堅持問題意識與理論思維的統(tǒng)一。堅持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既要有問題意識，也要有理論洞見，強化問題導向，以問題為中心，促進馬克思主義理論創(chuàng)新。切實做好馬克思主義理論期刊的內容建設，發(fā)揮好馬克思主義理論期刊在哲學社會科學中的引領作用，提升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話語權。
黃水清：均衡評價國內、國外人文社科期刊
首先，有必要重新制定針對國外期刊的評價體系與評價規(guī)范。人文社科不能簡單仿照自然科學直接認同國外評價結果。但是，國內對人文社科期刊的評價工作長期以來基本上局限于國內期刊，而對國外期刊則采取簡單接受和認同SSCI、A&HCI期刊目錄的方式。這相當于把人文社科期刊評價簡化為只有國內期刊評價，大大壓縮了人文社科期刊評價的對象領域。同時，在全球化時代，學術也是全球化的，人文社科研究還承擔著“走出去”和“爭奪話語權”的重任，不可能不在國外期刊發(fā)表論文，在人文社科評價實踐中回避不了國外期刊評價的問題。
SSCI、A&HCI不但收錄的期刊數量遠超國內人文社科期刊目錄，且由于采用未必符合人文社科特點的單一影響因子指標，所收錄刊物良莠不齊。此外，國內外學科分類體系、關注重點對象也不完全相同。將SSCI、A&HCI直接應用于國內極易造成偏差，依據國內的現實需求重新制定針對國外人文社科期刊的評價體系與評價規(guī)范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
其次，有必要制定國內期刊與國外期刊對等評價的方法。所謂國內、國外期刊對等評價方法，即國內、國外期刊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均衡對應的評價方式。在制定國外期刊評價標準和結果（如國外核心期刊目錄）之后，還需要綜合考慮國內、國外期刊評價，使國內、國外期刊有相對均衡的、可轉換的對等評價規(guī)則。這是因為在具體評價實踐中，一定會遇到國外期刊與國內期刊如何對應的問題。這既是期刊評價實踐無法回避的問題，同時又是與國外期刊評價完全不同的另一個問題。鑒于國內期刊特別是人文社科期刊的辦刊模式，進入核心期刊目錄的國內期刊很少有口碑特別差的，在國內核心期刊上發(fā)表的論文總體上是有一定質量保障的。國外期刊則復雜得多，SSCI、A&HCI既收錄各學科的世界頂級期刊，也有為數不少的口碑不佳的期刊，甚至所謂掠奪性（欺詐性）期刊。發(fā)不了國內核心期刊論文反而發(fā)了多篇國外核心期刊論文的現象也時有發(fā)生。同時，在人文社科“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基層科研機構的政策總體上是對發(fā)表國外期刊論文有所傾斜。因此，如何均衡評價國內、國外人文社科期刊上發(fā)表的論文，以及如何均衡評價國內、國外人文社科期刊，是現實工作中亟須解決的問題。
“學術卡片”欄目所摘選的文章，主要源自光明日報社光明智庫、思想理論網絡文章評價系統(tǒng)（iWaes系統(tǒng)）、光明日報理論部等主流媒體，希望借此欄目為廣大學者提供哲學社會科學最新、最權威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