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承訓：促進現代農業(yè)經營體系加快發(fā)展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優(yōu)先發(fā)展農業(yè)農村，全面推進鄉(xiāng)村振興”。加快推進農業(yè)現代化是我國提升農業(yè)競爭力、全面推進鄉(xiāng)村振興的必然要求，也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乘勢而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基礎。
加快推進我國農業(yè)現代化進程，加快發(fā)展立體式復合型現代農業(yè)經營體系，需要抓好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發(fā)展適度規(guī)模的家庭經營，二是發(fā)展各類農民合作社，三是發(fā)展具有一定規(guī)模的集體經濟組織。
仲偉民、邱永志:十六至十九世紀中日貨幣流通制度演進路徑的分流
16—19世紀中日兩國貨幣流通制度的演進路徑發(fā)生兩次重要分流。第一次分流發(fā)生在16世紀中下葉以降，從貨幣發(fā)行管理權的視角看，中國是“主導權下移”，表現為自下而上的貨幣稱量銀化，以及政府貨幣發(fā)行權動搖、弱化了對核心貨幣的管理干預能力；日本則是“主導權上移”，表現為幕府建立了政府主導的金銀銅三貨制度，有能力多次改鑄貨幣、調節(jié)貨幣流通市場。19世紀下半葉，中日兩國在建立近代貨幣金融體制的過程中呈現出更明顯的分流。中國貨幣金融制度不但發(fā)展遲緩，而且呈現出混亂不堪的局面，貨幣主權遭遇嚴重侵蝕；日本較早且較順利地建立起近代貨幣金融制度，確立了國家貨幣主權。這不僅影響了中日兩國的歷史命運，也彰顯了國家金融能力的傳統(tǒng)特質對構建近代金融體制的深層次作用，折射出歷史遺產的路徑依賴對于制度變遷的深層影響。
周琳:增強退市剛性 謹防久拖不退
在2020年11月28日舉行的“2020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年會”上，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jiān)會、中國證監(jiān)會等部門負責人密集發(fā)聲，涉及“增強退市剛性，決不允許久拖不退”等多項內容。這已經不是監(jiān)管部門首次強調資本市場新陳代謝的重要作用。在科創(chuàng)板開板逾1年、創(chuàng)業(yè)板改革滿3個月、注冊制即將全面推行的背景下，反復提及完善退市制度，凸顯推進注冊制配套改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資本市場是資源配置的前沿陣地，“只進不出”“多進少出”的股票供給模式將扭曲市場估值體系、扭曲資源配置標準，導致逆向選擇、劣幣驅逐良幣。唯有上市公司有進有出、優(yōu)勝劣汰，才能“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為此，必須健全常態(tài)化退市機制，實現“退得下”“退得穩(wěn)”“該退須退”。
李山峰、丁為祥:從張載的“天人合一”到王重陽的“性命雙修”
在秦統(tǒng)一后的中國文化中,真正帶有地方特色的學派往往產生于宋代,這當然是與宋代“偃武修文”的基本國策及其“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文治政策密切相關的。所謂“慶歷之際,學統(tǒng)四起”,也就預示著“道學”(理學)濂、關、洛、閩之不同學派的形成。但學派的形成必須依賴一定的地域學風,而關學在張載之后“再傳何其寥寥”的格局,對于地方學派而言固然是一種悲劇,但從張載的“天人合一”到王重陽的“性命雙修”,卻恰恰提出了一個學派與學風孰更為根本的問題,而從儒學到道教似乎又存在著太大的距離。不過,如果從地域學風出發(fā),就可以看出二者之間的內在一致性及其在基本精神上的退守與堅持關系。這樣看來,學風比學派的思想觀點似乎就具有更大的穩(wěn)定性與傳播優(yōu)勢。由此出發(fā),所謂地方學派研究的真正價值并不在于對某種思想觀點的堅持,而在于對優(yōu)良學風的繼承與發(fā)揚。從這個角度看,與其說中國的現代化追求需要各種不同的學派,不如說首先需要的恰恰是一種面向新時代的新的學風。
魏影:移民影響清代黑龍江治理體系
黑龍江地區(qū)為國家安危所系之地，中國古代王朝的統(tǒng)治者向來重視對其經營與治理。在清代，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管理該地區(qū)的人口遷入與遷出，建立了清朝在黑龍江地區(qū)的治理體系。因此，對清代黑龍江地區(qū)的移民政策和治理機構設立過程的研究有助于我們認識清代邊疆治理的政治智慧和經驗教訓。
從邊疆治理的角度而言，清政府在黑龍江地區(qū)的移民政策始終具有滯后性。清政府先將人口遷出黑龍江地區(qū)，一旦出現邊疆危機便移民充實，待到稍有緩解，又再次外調、內遷人口，這樣的移民政策對黑龍江地區(qū)的邊疆防御產生較大的影響。人口的大量外遷、區(qū)域內南遷、移駐人口的分布不均及限制漢民進入的封禁政策，是清代黑龍江地區(qū)邊疆防御薄弱的重要原因。但從另一個方面看，清朝對黑龍江邊疆的治理也有其成功之處，不僅使黑龍江地區(qū)成為清代國家“大一統(tǒng)”版圖的一部分，而且也使黑龍江地區(qū)各少數民族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中。
李春青:朱熹與中國經典闡釋學
朱熹是中國古代經典闡釋學的代表人物，他既有極為豐富的經典闡釋實踐，其《周易本義》《詩集傳》《四書集注》《儀禮經傳通解》等在各自所屬領域都有劃時代的影響，而且他還有極為豐富的闡釋思想和成熟的闡釋模式。在他的闡釋邏輯中，求道(理)而致用是起點，切己體察、虛心是基本方式，游動于“本意”與“己意”之間是闡釋策略。其闡釋思想自成體系，代表了中國古代經典闡釋學的最高水平，體現著不同于西方闡釋學的學理邏輯與闡釋路徑。
袁祖社：公共價值的信念與美好生活的理想——馬克思哲學變革的理論深蘊
以“改變世界”、最終解放全人類為根本宗旨和神圣使命的馬克思哲學，在理念創(chuàng)新、主題轉換、范式變革等意義上，堅持以“社會化的人類”實現對于資產階級“市民社會”的超越，確立了以先進制度為載體的“公共價值”與“美好生活”的分析范式。借此哲學范式展開對啟蒙現代性之抽象的“理性自由”觀系統(tǒng)的批判性反思，從根本上實現了以現實個人之自由全面發(fā)展為根基的“實踐公共性”邏輯創(chuàng)制的革命性轉變。它為人類文明承諾了一種基于自由、自覺、自主的勞動實踐基礎，依托“自由人聯(lián)合體”，不斷實現公共價值現實化的美好生活理想愿景。此一努力所彰顯的，是馬克思哲學從根本上有別于其他一切舊哲學之鮮明的理論特質、實踐品質、歷史性擔當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在馬克思的理論視野和關于理想社會的設計中，公共價值與美好生活并非一種空洞的主觀理性懸設和承諾，它本質上是人之為人的公共性特質的自為證成。經典作家以實踐的、歷史的公共性分析視野，對于社會歷史的三大形態(tài)、三大階段--“人的依賴關系”、“物的依賴性”以及“每個人自由個性和全面發(fā)展”中，人類公共意識、公共價值以及公共生活發(fā)育的水平和自覺程度，給出了極具說服力的論證。人類歷史進程中公共價值與美好生活實踐的理論探索和實踐演進，包含著人之成長為人的過程中，公共性理念的普遍自覺、公共性品質的確立、公共性精神境界的逐漸養(yǎng)成，以及對于未來美好社會之合理模式的前瞻性建構，并為此找尋到一條揚棄這些悖論和沖突的道路，即共產主義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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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法：中國藝術觀念70年演進
中國藝術觀念70年的演進，體現為四個方面：一是在中國傳統(tǒng)以“文”為核心的藝術體系的影響下，形成了以“文藝”一詞為核心的藝術觀念（文學在藝術之外）；二是在西方以美學（藝術哲學）為主流的藝術體系的影響下，形成了以“藝術”一詞為核心的藝術觀念（文學在藝術之內）；三是在德國的“藝術科學”的影響下，形成了中國的藝術學學科體系（文學、建筑、園藝在藝術之外）；四是在與世界大國學科體系中“藝術學科”以及其觀念的互動中，對中國在學科體系中藝術學學科目錄的修定，有重要影響。由于這四個方面的影響，中國的藝術觀念的發(fā)展，基本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作為學科的藝術學第一次學科目錄（1983）之前，主要是前兩方面的影響，之后，主要是后兩方面的影響，但四個方面的交互作用，構成了70年中國藝術觀念的基本面貌，也構成了藝術作為學科體系的基本面貌。
原文鏈接：中國藝術觀念70年演進--對中國型藝術學的出現-關聯(lián)-發(fā)展-成就之反思
谷鵬飛：從審美闡釋到藝術作品
現代藝術顛覆古典藝術的審美觀念而使藝術作品的身份認定成為美學難題?？档绿岢龅摹芭袛嘣谙?，還是快感在先”的審美先驗命題，經由伽達默爾的發(fā)展而衍變?yōu)椤瓣U釋在先，判斷在后”的藝術經驗命題，但這一命題尚需“現象學-存在主義-闡釋學”的理論發(fā)展，才能成為闡釋現代藝術的有效概念。按照審美闡釋的理念，自然存在的作品，沒有自己的世界，因為它是一種僵硬的對象化存在；只有經過審美闡釋的作品，才有自己的世界，因為它開啟了詩意化的審美存在。審美闡釋將作品置于表現性的世界，為藝術作品的意義生成創(chuàng)造觀念條件。審美闡釋所面對的作品與現實世界，并非摹本與對象的映射關系，而是現象學-存在主義-闡釋學關系。在審美闡釋中，真正起重要作用的，并非闡釋主體的意圖與前見，也并非闡釋對象的形式與內容，而是審美闡釋活動本身的自我表現性：藝術作品須經審美闡釋的表現性才能成為自身。伽達默爾指出，“藝術作品的真正存在不能與它的表現相脫離，并且正是在表現中才產生構成物的統(tǒng)一性和同一性。藝術作品的本質包含對自我表現的依賴性?！辟み_默爾針對藝術與游戲本質所作的判語，準確揭示了藝術作品對自我表現的依賴性。
原文鏈接：論審美闡釋---種現代藝術的現象學-存在主義-闡釋學解讀
葉麒麟：黨的領導與國家治理現代化
堅持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領導，是中國國家治理的歷史使然。中國先后經歷了君主主導、軍閥主導和政黨主導的國家治理模式。自秦漢大一統(tǒng)到清朝末年的兩千多年間，傳統(tǒng)中國實行的是君主主導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治理模式。君主“天下獨占、地位獨尊、勢位獨一、權力獨操、決事獨斷”，是該種國家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從而帶來了“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歷史惡性循環(huán)和夜郎自大心態(tài)的人治弊病。這一國家治理的弊病，在鴉片戰(zhàn)爭后的西方挑戰(zhàn)和國內農民起義中，更是集中暴露出來。在軍閥主導的國家治理模式中，中國就是一盤散沙的狀態(tài)，國家治理危機更是達到無以復加的境地。軍閥主導的國家治理危機，客觀上催生了政黨這一具有鮮明意識形態(tài)、嚴格組織紀律的新型政治組織，從而開啟了政黨主導的國家治理模式。盡管孫中山最早嘗試創(chuàng)造政黨主導的國家治理模式，但是其繼任者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由于將軍權置于黨權之上，最終蛻變?yōu)樾萝婇y統(tǒng)治。而我們黨則在堅持群眾路線的基礎上，憑借統(tǒng)一戰(zhàn)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三大法寶，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新中國，并在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基礎上成功領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治理征程，真正實踐了政黨主導的國家治理模式。顯然，堅持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領導，這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學術卡片”欄目所摘選的文章，主要源自光明日報社光明智庫、思想理論網絡文章評價系統(tǒng)（iWaes系統(tǒng)）、光明日報理論部等主流媒體，希望借此欄目為廣大學者提供哲學社會科學最新、最權威的研究成果。
